一

和不少同龄人一样，我的外国文学启蒙是从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开始的。大约十二岁的时候，经常神叨叨地背诵《欧也妮·葛朗台》的最后一页：“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行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气。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不过，更为激动人心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有时会想，关于音乐、关于爱情，也许整整一代人是从这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罗曼·罗兰因为这部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如今看来，叙事宏大、激情澎湃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多属于19世纪，而不是一部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不过百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半是授予了那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品和作家。

《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所以倾倒众生，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傅雷先生的翻译。他的译文是如此杰出，以至于中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警句俯拾皆是：“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晃，幸福也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几年前我看到过一位自诩杰出的青年翻译家说，傅雷先生等人“用今天的标准看，他们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外语有多好，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但是读他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他的中文大致如何。他大概根本不明白傅雷先生的中文根底之深，文字之美和有力。我至今记得傅雷先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版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少年时我至少读了三遍《约翰·克利斯朵夫》，每一次都感动不已，以至于后来我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时，更多是在贝多芬身上看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今我记得更清楚的是《贝多芬传》这本书本身，那是一本民国时代出版的竖版繁体字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书已经相当旧，有不少页角已经卷损。就是在这本书的译者序，我读到了傅雷先生沉痛而有力的一句话：“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此后的岁月里，总有一些时刻让我想起这句毕生难忘的话。

1957年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在禁锢的年代，地下流传的书籍更为神秘诱人。后来读史才明白，禁书的魅力自古有之。明清两朝、英国的维克多利亚时代都是道德书禁严厉的年代，然而色情文学、爱情小说都十分顽强地生存下来，留下了许多作品。我的少年时代大多数文艺作品都成了毒草，只有八个样板戏在播放，《金光大道》、《艳阳天》、《激战无名川》等几部小说摆在书店里，于是一代人或者在文化沙漠，或者在地下读书中成长。越是来自遥远国度，或者越是难以入手的书籍，就越令人难忘。几十年后，同龄人在一起回顾各自的阅读史，会不约而同想起傅雷先生翻译的小说与传记。大抵在不少人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欧洲经典，其次是苏联文学，再其次是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最后是所谓“十七年文学”吧。这一排序也无意中说明：文学的价值也如同这世间其他一些重要价值一样，自在人心，无远弗届，历久弥新。

在春雨菲菲的夜晚，背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用《人民画报》的一张对开页包了书皮的《贝姨》、封面已经不见的《无头骑士》。最令人欢欣不已的，是四十年代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第一册，不仅是竖版，而且书名也不是后来再版时改的《基督山伯爵》。这一本书说好在我家只停留24小时就传给下家，为此我第一次彻夜不眠读小说。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取书的快乐，和那个年代的街道一起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是一丝怅惘，一片对傅雷先生和老一代翻译家的膺服。

读过《贝多芬传》后不久，我就听说他和夫人双双自杀的情景。大人告诉我：“千古艰难惟一死”。以死拒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二

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一个人的少年阅读史往往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且也多少折射出他所经历的时代。我小时候没有上学，识字是通过父亲给我读《三国演义》小儿书，我稀里糊涂背诵下来开始的。后来开始阅读当时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1969年九大时我已经能够很轻易地阅读大会公报了。家里的书虽然没有被抄走，但是抄家时书柜被贴了大“叉”字封条，不敢去打开。书籍很贫乏，以至于我读《育婴常识》、《赤脚医生手册》都津津有味，最早的生理知识都是从这两本书来的。

铁狮子胡同1号大院三栋红楼的屋顶都是巨大的平台，平台被1米高的墙围起，五个单元都有楼道通往楼顶。夏天看星星，“五一”、“十一”看放烟花；平常的日子里，孩子们窜上窜下，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贼。然而50年前的那个冬天，所有单元门忽然都被松木板钉了个严实。据说是有人穿过平台逃跑，也有说是有人从楼顶跳楼自杀，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不了了之。我六岁的智力还不足以明白什么是死亡，更不用说什么是自杀，但是那一年我不仅经常听到这两个词，还有一个场景一直盘桓在记忆里，挥之不去，却又不知道是否真正发生过：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一个从楼顶平台跳下来的人躺在那里，一群大人孩子在围观。我好像也是围观者之一，但是个子矮看不见，挤不到前面去，心里很着急。然后就被一个大人从后面揪住领子，抓回家去了。

后来我和几个住在铁一号大院的年长者确认当时有哪些人自杀，是怎么死的，每个人的说法都有一些不同。是否有一个人从楼顶跳下，脑浆迸裂在空地上，他是谁等等，终究没有定论。不过我也由此知道，在那几年大院里发生过多起自杀，著名者有从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到北大中文系教授，再到人民大学任新闻系副主任的蒋荫恩先生。人大新闻系的业务实力，根基主要由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班底，为首者就是蒋先生，他年轻时也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我对蒋先生全无印象，倒是随父亲去过不少次新闻系主任罗列和甘惜分教授家，他们都是革命报人出身，也年轻一些，扛过了暴风骤雨，而蒋先生没有挺过去。

几年前一位校友自杀身亡，他只身一人刚刚来到这个城市，无亲无故，我帮忙料理他的丧事，从开死亡证明书到最后把他的遗体推入火化炉。内心自然有波涛澎湃的时候，但是能够冷静地做每一件事情，好像真的可以面对死亡无所谓了。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看得淡了，自然宁静了许多。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荷尔蒙水准降低，或者是经历得多以后，人变得麻木淡漠了。人对于生活深渊处的敏感度，大致与岁月成反比；貌似洒脱宁静的态度，泰半与智慧无关，更多是出于世故。我依然清晰记得，三十多年前当我走进记忆的黑暗里，我无法控制激动的心情。我告诉女友在童年记忆里时不时听说有人死去，怎么会有想象力与兴趣去读安徒生或者格林的童话呢？

不过，关于死亡的故事并不仅仅是恐怖与悲伤，有时会闪现温暖的光芒。半个世纪前的9月3日，傅雷先生在58岁上和夫人朱梅馥女士一起自杀身亡。这种当时被认为是“自绝与党和人民”的人，殡仪馆是不保留骨灰的，往往尸骨无存。何况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都不在上海：傅聪已经“叛国”，傅敏远在北京，已无人身自由。傅雷伉俪的骨灰能够留存下来，是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女郎。用当下的语言讲，她是傅雷先生的粉丝，在听说他们自杀后，不计风险，戴着口罩，自称是傅雷先生的干女儿，领取了他们的骨灰。她还写信给周总理为傅雷申冤，信在上海就被截获，她因此被捕险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在1958年就因为拒绝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未能上大学，从此在家15年，后为生计在街道工厂工作。她终身未婚。一直远离人群。过着平淡的生活。

2013年傅雷伉俪的骨灰在上海安葬，墓碑上刻着傅雷的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三

大约是傅雷先生翻译的文字读得多了吧，14岁的日记上就充斥着“爱与死是人生永恒的宿命”一类貌似箴言，仔细想想也可能似是而非的句子。那时我根本不懂，爱情是和生命一样脆弱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多不堪一击。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轰动一时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部小说，然而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曾经发生在我身边。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共产党高官之子与国民党败将之女相恋，结局从开始就注定了：两个不同阵营的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受伤更深的也许是那个姑娘，我见过她的照片和娟秀的字迹，然后就听说她形容憔悴地远走高飞，再也不想回来了。那天我给女友讲这个故事，在艰难岁月里毁灭的爱情令我黯然泪下。女友多少有些不解：“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她说得自然没有错，后来我意识到，一生中引起我关注或者打动我的人与事，绝大多数与我无关；一生中所会的技艺，也多半是不切实际的。这种对无关之事、无用之学的爱好，或许是我最不靠谱的地方吧。毕竟，无论是在物质匮乏、生存第一的半世纪前，还是在经济起飞、追逐财富的近二十多年；无论是在童年的革命话语，还是在当下的种种自圆其说背后，利害的考量、利益的追求往往是决定性的。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他们平生所学也是以致用与自我经营为主。这是大时代的趋势，是无力改变也不必去判断的。我所关心的是：怎样保持内心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把不靠谱的部分继续下去。

也是在半个世纪前的丙午年，好像是人民大学的“三红”一派，在红楼侧的平房里建立了广播站，每天早上六点开始高音喇叭广播。我小时候对各种最高指示、革命口号耳熟能详，也是其来有自。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都会听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听次数太多的话，有时反而要让人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从青年时起，我对宏大叙事有一种本能的戒惧，不仅仅因为听得耳朵起茧子，也因为目睹太多人一边关心国家大事，一边过着一地鸡毛的生活。胸怀天下与功利计较并行不悖，保持微妙的内心平衡，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特色。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宋明理学以来一直有这种倾向。还是到了当代人格分裂愈演愈烈。太阳底下无新事。随着时过境迁。革命话语变成了情怀，改天换地的追求变成了诗与远方，本质上仍不过是一时流行而已。

1966年红卫兵在北大

在我看来，个人与利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的传统里由于缺乏前者，所以至今许多人分不清楚。前者需要怀疑的激情、真实的寻觅，后者需要精准的计算与审时度势的能力。无论是作为个人生活，还是关注历史与当下的个人命运，都需要一种自觉。相对于大历史，我更关注风云变幻中一个一个人的具体遭际。范式也好，脉络、拐点也好，更多是接近历史的一种叙述方式。只有在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里，在逝者留下的文字和有关他们的叙述里，人们才能痛感到过往的爱恨情仇，死亡的震撼。读傅雷先生的文字，已经可以想见他是缺乏向现实妥协能力的人，在暴风雨来临时，做不到苟且偷生，也就是很自然的。

傅雷先生走的那一年，有多少人死去谁也不知道。大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死法，有其原因或理由。相对于傅雷先生这样的名人，绝大多数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几个星期前，和一位老同学在南池子诗意栖居咖啡馆聊天，远处可以望见故宫的角楼。我们虽然相识已久，其实并不了解，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互道彼此的生平。他告诉我小时候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四岁时胡同里挨家挨户查，姥姥成分是地主，就被递解回原籍。老家已经没有亲人，只有一些族人，不愿或者不敢收留她。她被安置在一间废弃的土坯屋里，一个冬天以后身体就不行了。他的母亲是独生女，当时在外地参加运动不敢脱身，待赶回老家时，姥姥已经去世了。母亲抱着骨灰回到北京。此后每年忌日都会大哭一场。

类似的故事当时和后来其实已经听说过许多，然而听他讲完，我们还是沉默了好一会儿。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到长安街上，华灯初起，晚霞里的北京正在缓缓走向霓虹里的辉煌。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