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卓

如果是十几年前，这支江苏无锡的科研团队或许不会把目光投向300多公里外的安徽合肥这个“小兄弟”。

无锡有信心不这样做。 作为获得江苏B牌照的非省会城市，无锡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也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此前，作为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出现了荣氏等家族。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近十几年来，合肥凭借成本优势和开放的市场，通过一系列政府主导的投资——京东​​方、合肥长鑫、和蔚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地方高校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有望颠覆未来的原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合肥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线城市崛起为“明日创新之城”。 2017年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今年年底GDP或将突破万亿。

合肥市政府大楼就像一个开放的怀抱，欢迎着八方来客。

合肥是幸运的，但它不同于外界简单而迷人的“造神”叙事。 合肥之所以能出击，并不在于偶然的运气，而是取决于自身的定位、发展阶段、科教优势、产业理解、机遇。 判断的准确性，最终是执行这种理解和判断的组织效率。 相比之下，同期其他地方政府进入同一行业，却因缺乏研判而遭遇“烂尾”和“雷雨”。

这或许会给包括无锡在内的很多城市带来启发。 无锡几十年来的发展，使其成为全国第14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城市。 然而，它现在面临着与该国其他先发地区相同的挑战。 发展模式与创新能力、土地、环境、人民需求等矛盾。

脱胎于“苏南模式”的无锡，在多个细分领域拥有民营“隐形冠军”，在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方面较早布局。 但它也苦于行业“大而不够大”。 “强”、缺乏拳头产品、终端产品、龙头项目等问题。

今年9月，无锡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间建设太湖湾科技创新带，在约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探索新的增长可能。 为此，无锡推出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游学活动。 此次行动历时1个月，走访了合肥、南京、常州、苏州、湖州、上海等8个城市。 第一站是安徽合肥。

无锡太湖湾科技创新带

无锡市督察组组长、无锡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罗安斌告诉澎湃新闻()，无锡产业创新要在产品创新、龙头企业引进培育、运用供应链逻辑等方面下大力气。构建产业发展和创新生态系统。 同时，我们非常重视当地科教资源的探索和互动。

“合肥模式”

时至今日美的集团合肥公司经理，12年前京东方项目的引进仍被当地视为合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2008年京东方6代线项目的实施，对合肥未来的发展至少带来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确立了合肥未来显示产业新优势——京东方作为拥有顶尖技术的半导体显示龙头产业企业，带动和聚集了合肥数百家上下游配套企业集群。 二是打通了合肥产业发展与政府资金支持的关系。 此后，合肥利用政府参与投融资的方式，引进和打造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 “合肥模式”已列入上海交通大学商学院经典名录。 案件。

什么是“合肥模式”？ 与以往政府吸引项目主要提供土地、税收等政策支持的传统方式不同，合肥引进京东方项目的突破在于，除了政策支持外，政府还提供资金支持，即花钱去参加。 项目建设，稳定市场信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合肥承诺，京东方六代线项目计划总投资175亿元，其中政府担保90亿元（政府先期投资60亿元，向民间发行30亿元）如果定向增发不成功，这30亿元也将由政府承担）、85亿元银行贷款和政府担保。 当时合肥的财政收入只有20到300亿。 这样的诚意和勇气，加上合肥的区位优势和充足的水电，使合肥最终赢得了京东方的青睐。

京东方项目的成功引进，其实不能看作是合肥当地人的一时兴起，也可以看作是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性决策。

合肥作为一个1952年才成立的年轻省会城市，底子薄、基础差，一直为名字所困扰。 在省内，合肥经常与前省会安庆和距离江苏更近的芜湖等城市进行比较。 省外，苏南地区城市已实现工业化。 武汉等其他中部省会城市的GDP早在2001年就突破了1000亿元，而合肥直到2006年底才历史性地突破1000亿元。2005年，武汉中心城区人口突破500万，超过是当时合肥的两倍。

落后的合肥如何实现突破？

为合肥定下基调的是2006年前后提出的“工业城市”战略。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后认为，只有发展工业，合肥才能实现“跨越”。 ——向前发展。”

过去，合肥主要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科教资源为比较优势。 工业投资总额和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低于中部地区五省会城市。 但孙金龙认为，缺乏产业基础和产业支撑的科教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区域优势。 “在合肥，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工业化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发展阶段。”

合肥市确定了几个方向：一是拓展城市框架，解决发展能力问题。 同时，取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建立更具可预见性的规则。 包括拆除违章建筑、建设基础设施、向南拓展、规划190平方公里的滨湖新区。 2011年区划调整后，800里的巢湖成为合肥市内湖。 加上两个区县后，合肥市面积增加至11408平方公里。 。

二是招商引资，增加产业投资。 合肥市基础薄弱。 在开放、互联互通的市场环境下，仅靠自产难以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让落后地区绕过了从头开始建设的艰难过程。

合肥市希望抓住当时沿海产业转移的机遇和合肥连接东西部的区位优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东部转移和中部地区国家崛起战略聚焦供应链瓶颈，引进重大项目，帮助合肥完成产业积累，形成“合肥制造”的产业集聚和规模优势。

占合肥市三分之一的家电产业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起来的。 合肥市政府为家电产业设定的目标是成为家电产业的聚集地和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生产基地。

此前，合肥本土明星品牌美菱、荣事达已引入格林柯尔、美的、长虹等战略投资者，完成国企改制。 后来，随着合肥不断推进“合肥制造”战略，引进格力电器、美的、惠而浦等家电巨头成立后，合肥的冰箱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洗衣机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到2011年占全国四分之一，超越青岛、顺德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今年，合肥家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38亿元，成为合肥首个千亿产业。

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包括培养大量的产业工人、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能够快速匹配工人和企业的规模市场等。时至今日，家电产业仍然是支柱产业合肥千亿级产业。 2019年，合肥冰箱、洗衣机等四大家电出货量达6664万台，青岛、佛山出货量分别为3700万台和2462万台。

2008年秋，合肥市政府因其支柱产业家电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家电的核心零部件和面板仍依赖进口，果断引进京东方项目。 不过，目前京东方生产的液晶屏与合肥当地的家电产业关联不大。 合肥家电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未来在智能家电方向可能存在合作空间。

近十年来，合肥已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级市之一，GDP比2008年至今增长近5倍。 “合肥上世纪百强城市排名第97位，到2005年已达到第62位，2019年已达到第21位，已进入省会城市前十名。” 合肥市市长凌云说。

但此时的合肥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追赶者，直到抓住了长鑫存储芯片和蔚来新能源汽车的机会。

合肥长鑫仓储公司

“最强创投”背后

合肥已成为网络上流行的“最强创投城市”、“赌城”。 但正如企业永远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一样，城市也不能。 连续“押注”的几个项目也有偶然和巧合的因素。 然而，外界简单的造神叙事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导致太多人相信这个故事，并模糊了真正的关键点，那就是机会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机会主义者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

合肥当地政府官员坦言，合肥敢于花真金白银吸引龙头项目，支持产业发展。 一方面是受到现实的制约。 如果你不主动，就没有机会。 另一方面与行业特点有关。 对于一些投资大、风险大的项目，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需要加大投入，给予市场信心。 更重要的是，合肥相信，通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和技术设计，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功率，降低风险。 这也构成了合肥吸引龙头项目的比较优势。

尽职调查原本是企业收购、投资等行业的行话。 是指对目标公司的经营、财务、法律关系等进行调查分析，评估收购的可行性。 合肥介入上述新兴产业的时机实际上基本上是在其他地方政府意识到该产业重要性的时候。 然而，有些地方虽然踏上了产业轨道，却因项目判断失误而最终半途而废。

2006年左右，TFT-LCD液晶面板的重要性已为人所知，但当时日本夏普等拥有6代以上高世代生产线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

合肥为何选择当时只能生产五代线的京东方？ 合肥市政府一位人士告诉澎湃新闻，选择京东方，就选择了“未来”。 “当时京东方的生产线虽然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拥有自主的技术资源，这决定了其进行自我迭代的能力。自主产品与国外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怕限制”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陆峰后来在《新火》一书中分析称，京东方之所以后来成功，是通过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LCD业务进入TFT-LCD行业。 立即建设第五代线，吸收外部技术，成为当时唯一掌握重大知识产权并产生技术能力的大陆企业。

2016年正式宣布的合肥长鑫DRAM存储芯片项目，充分体现了合肥市政府基于产业刚性需求的决策理性。

集成电路产业代表着当今技术的最高水平，对地区未来的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其门槛高、投入大、周期长、迭代快、分工细的产业特点，以及后来者面临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核心技术人员等问题，都这意味着徘徊在切入点之外的地方政府必须谨慎选择。

合肥选择的切入点是DRAM内存芯片。

数字芯片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被称为设备大脑的CPU芯片，如英特尔的奔腾、高通的骁龙、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等。

另一种是存储芯片，根据断电后能否保留数据，可以简化为DRAM和NAND两种——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也叫动态随机存储器，代表产品有电脑和手机中的记忆棒。 存储数据直接与CPU相连，主要存储软件运行数据。 断电后数据将消失。 市场规模约为800亿美元。

NAND闪存是闪存的一种。 代表产品是闪存卡。 断电后数据不会消失。 一般存储照片、音乐等静态大容量数据，市场规模约为650亿美元。

据合肥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合肥选择DRAM内存芯片进入，基于以下几个判断：一是市场大。 存储芯片市场规模约为800亿美元。 韩国三星、SK海力士、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占据全球近95%的市场份额。 但国内自给率几乎为零。 “只要长鑫能占到100%，几个比例就能撑起一个产业。”

第二是时机。 与计算CPU芯片相比，DRAM存储芯片制造工艺的迭代速度放缓，这给了新进入者更好的进入机会。 存储芯片的核心在于技术，因此DRAM芯片生产主要基于集成IDM模式，即从前端设计到制造、封装、销售全部由厂商独立完成。

方向确定后，合肥市政府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合作伙伴公司——合肥市政府需要选择一个有知识、可靠的合作伙伴来主导项目运营。 最终决定北京兆易创新的原因是，兆易创新的主营业务也是内存芯片，但不是DRAM，而是闪存的另一个细分领域——NOR闪存。 由于其技术难度相对较低且市场有限，兆易创新也有兴趣进入DRAM领域。

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北京兆易创新于2016年上市，赶在科创板推出之前。 对于合肥来说，项目合作方是一家上市公司，这意味着合肥市多了一条政府资金的退出渠道。

目前，该项目还远未确定。 集成电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困难还在后头——人才和专利技术。

长鑫内存董事长朱一鸣去年5月在介绍其知识产权体系时提到：“DRAM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了几十年，制程技术不断进步。架构、工艺、设计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 、接口、测试、系统等，大部分专利都被三星、海力士、美光所掌握，新进入者是否拥有合规的技术来源和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其发展的关键。

据他当时透露，其最初的技术来源之一是从德国英飞凌剥离出来的内存公司奇梦达。 该公司曾是全球第二大DRAM供应商，但由于经营问题和金融危机，于2009年破产。

技术人才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2012年底，日本存储器公司尔必达因破产被美光收购，释放了大量人才； 另一批来自合肥长鑫项目早期核心运营商之一的中芯国际。 前CEO王宁国呼吁。

2016年合肥长鑫项目正式宣布时，“我们已经悄悄准备、酝酿了两年，数百人已经聚集在合肥。” 合肥市相关部门人士透露。 三年后，合肥长鑫宣布量产DDR4内存芯片。

NIO项目的选型逻辑也是如此。 合肥市发改委人士介绍，蔚来有技术，创始人有激情，而且与当地江淮汽车合作多年。 据他们了解，蔚来早期的亏损主要是管理成本造成的。 作为投资合肥的条件，蔚来还承诺优化管理。 如今，蔚来股价已上涨10倍。

多位合肥官员告诉澎湃新闻，合肥投资重大项目时，主要关注两点：能不能投资、怎么投资、投资多少。

能否投资取决于行业的前景和重要性，以及对项目和项目合作团队的主客观评价。 这就需要合肥市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科技、招商、产业投资、建设投资等部门务实配合，积极征求外部大脑和第三方意见，开展外部尽职调查，力争有对行业和项目的准确理解。 。

据当地政府办公室人士介绍，合肥市目前推行的“链长制”的前身——产业领导小组机制，对产业和项目的把控作用很大。 对于主要行业，市领导会带头跟踪，包括监测该领域全球最大的企业。 顶尖专家建立数据库，在选择项目时请这些顶尖专家进行评估。 “没有专家的批准，政府不可能投资。”

如何投资、投资多少，如何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让核心团队主导运营并保持积极性，未来政府资金如何退出？ “这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 合肥产业投资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忠亚告诉澎湃新闻。

政府权力是否会被超越、如何与市场进行有效分工是政府干预产业发展时普遍关注的问题。 因此，合肥市在投资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包括参与定向增发、海外并购、产业基金直接投资等，并设计了完善的退出机制。 “从京东方项目开始，到维信诺、长鑫存储、欧菲光等项目，合肥国有投资始终走的是‘不寻求控股权，行业发展良好后及时退出，再投资下一个项目。’”李忠亚说。

最后，项目完成、项目设计完成后，领导才敢决策。

至此，项目前景的答案一半是已知的，另一半则是切实可行的，有待时间检验。 “说实话，我们现在不能说这些项目一定会成功，但既然我们选择了正确的行业方向和发展道路，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李中亚说道。

创新：大学与城市的互动

过去几十年，像合肥这样的中国城市通过成本优势和积极融入供应链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合肥的启示是，在注重产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基础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性。

2017年，合肥凭借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设备等科研基础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国家科学中心，拥有仅次于北京的大科学装备密度。 看来，合肥突然以令人羡慕的“领跑者”地位站在了聚光灯下——国家科学中心意味着国家将在这座城市拥有大规模、稳定的研发投入和顶尖科研资源的积累。 合肥有望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可能颠覆未来的黑科技方面取得突破。 “合肥就像十年前的杭州一样，是未来的创新城市。”有人说。

为什么是合肥？

安徽创新中心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告诉澎湃新闻，“合肥其实不能算是突然崛起。 事实上，合肥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基础研究的投入和人才培养。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直留在合肥。 人越来越多了。”

安徽创新馆，2019年竣工

安徽、合肥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观念上的——政府部门对知识和科学的尊重。 二是务实——做好基础功，大力引进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入真金白银建设大科学装备等平台，进而通过探索机制和制度创新，促进高校与城市的有效互动。 ，打通从知识到产业的多重链接。

合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最初结合早已成为一个传奇。 1970年，条件相对薄弱的合肥张开双臂接纳了当时从北京撤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腾出了师范校舍，优先发展电力、供暖等方面。 也因此，合肥过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国内乃至世界科研版图上享有一定的声誉。

1978年，在号称迎来“科学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1200多项科技成果中，安徽省就占了200多项。 “这让当时的安徽省领导感到震惊和鼓舞。” 安徽似乎找到了重塑尊重知识的历史传统的机会——这个省份在康干盛世时曾是一片繁荣之地。 近代以来，这里饱受战争和洪水的侵袭。 由盛转衰，多年被定位为“农业大省”。 。 代表知识和科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当时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某种程度上成为安徽人重塑本土身份和精神坐标的起点。改革开放初期。

此后，合肥更加坚定地张开了怀抱，一批军工院所迁往合肥。 他们要地、要钱，中国电力38个、16个科技部门陆续搬迁到这里，逐渐形成了现在安徽合肥的创新驱动模式。 共有三节车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院系、中东欧院系、地方院系（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

如今，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样的学校很难再有机会搬迁了。 然而，在创新要素日益全球化、合作形式灵活的今天，如何聚集创新要素，挖掘现有资源，让城市与大学更好地互动？ 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产生化学反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各地正在考虑的命题。

安徽省和合肥市的切入点是建设大科学设施等前沿研究平台。 大科学装备是科学家应用基础研究、探索自然科学一些终极问题的平台。 这类科研设备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但投资强度极高，动辄数十亿、数百亿元。 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如此大型的科学装置，是为了帮助科学家降低科研成本，提供科研便利，促进人才和思想的聚集和碰撞。 “就像战国燕赵王搭建了一个金台，云集天下名士，平台搭建好了，人才自然就来了。”

当地政府官员表示，十多年前政府做这些事情时，几乎没有看到曙光的希望。 它没有浮躁地索取产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从未停止过。 比如支持潘建伟院士出国留学，回国后取得成绩。 支持转型等。十几年后，量子科学的重要性已为人所知。 科大人感叹“合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

这些科研人才聚集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许多科学原理的信息。 “比如京东方后来发现很多理论问题和诊断都可以由合肥当地的大学来解决或者推荐。”

2012年，看到科教资源对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协议，共建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市承诺提供一次性扶持资金20亿元。 当年Hefei的公共预算收入为389亿元人民币。 今年后来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年。 以前，随着大多数大学搬回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仍然犹豫要留下还是离开。 “但是一次可以放置20个元人民币？” 您想支持和重视基础研究吗？”

签署联合建筑协议后，Hefei没有搁置或将其扔到一边。 它迅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高频互动机制，包括联合会议，政府与学校之间的相互访问，行业之间的联系等，等等，常规的相互分配机制后来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角色。 Hefei动员了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关键人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高级研究所的临时雇员，需要至少三年。 陈·林（Chen Lin）等一些人员甚至工作了六到七年。 。

Hefei科学技术局的首席工程师Pan Xuewen于去年年底回来，他回忆起他们首先帮助建立了27个系统，例如阐明有关科学和科学转变的合作谈判的门槛标准技术成就（从300万元人民币开始），收入归因，人事薪水等。等待，该系统的建立很快使新机构置于正确的轨道上，并在3年​​内建立了56个实验室。

作为项目矿业经理，陈·林（Chen Lin）在过去的七年中的主要任务是高级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旨在帮助科学研究人员弄清专利结果并满足市场需求。 这要求他们精通专业知识并提出值得信赖的建议，例如专利是否受到侵犯。 在世界上的哪个级别，如何调整研究方向等。他们还必须善于与不同领域的人有效沟通，例如科学研究人员，政府部门，风险投资，财务，会计，会计和其他第三 - 方面的服务组织，以实现更有效的转型。

得益于这种交换机制下的大量种植，他们逐渐开发了一系列关于如何从知识到市场弥合差距的经验。 后来，这些人成为了安海的创新中的“普遍联合”。

目前，成就转化率仍然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对财产权，科学研究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定义，缺乏良好的联系，缺乏专利经纪服务等。

2016年，财政部和其他人纳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Hefei技术大学的试点计划，以探讨科学和技术成就的使用，处置和收入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赫菲技术大学享有处置自己的科学和技术成就的独立权利。 阻碍大学专利振兴的问题的症结之一是对财产权规则的澄清。

关于如何有效连接科学研究和市场的角色，“ Anhui Innovation Museum”是位于科学研究供应方改革的成就转型平台，已逐渐成形，该实体在2019年完成。第一阶段的是展示多年来的Anhui创新成就。 这些成就必须掌握两个要点美的集团合肥公司经理，不能侵犯，并且是一流的成就。 通过专利分类的“愚蠢工作”，政府对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该方法还适用于行业和项目的研究和判断。 陈林说，当Hefei考虑是否进入集成电路行业时，它还使用了这种专利分类方法来识别问题。 “可以说，Hefei的每个步骤都是理性和坚实的。 它基于某些基础和行业机会。”

除了显示功能外，Anhui Innovation博物馆还定位为成就转型的平台。 “在科学研究和工业企业之间建立桥梁。” 通过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专利服务，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愿意将专利带到Anhui创新中心，并在对他们进行分类和组织之后，他们将提供专业的建议和对接交易平台。

从想法到产品，必须提供政策支持。 Hefei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与不同的政策优先级相对应。 据Hefei政府办公室的消息人士称，创新的第一步是从想法到原型，并且在此阶段提供了天使基金的支持。 第二步是从原型到初始产品。 在此阶段，必须完成多项认证，并且需要大量资本投资。 Hefei引入了“借用补贴”政策。 这笔钱是借给企业家的，贷款在产品发布后将其转换为补贴。 第三步是市场化阶段。 “借用到补贴”资金无法支持市场，工厂和设备的投资。 政府提供补贴和其他“劣等资金”，以吸引市场资金，或为其提供测试平台。 灵活的调整是根据行业的方向，资本分配等进行的，每年进行。

Hefei和Tsinghua大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反映出这一逻辑。 2013年，Hefei介绍了Tsinghua大学的公共安全研究所，不仅提供真实的资金来支持其研究和开发从0到1（每年6000万元人民币），而且随后在此期间提供了“工程”从1到100。化学测试”平台。 Hefei承诺“ Tsinghua Hefei研究所可以领导驾驶Hefei中的“ Urban Lifeline”项目 - 也就是说，对基础设施的监测和预警，例如地下管道网络，以防止和控制主要风险，例如屈服，累积经验，累积经验，累积经验，累积的经验，，累积的经验，，累积的经验，累积的经验，累积的经验，累积的风险然后在成熟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Tsinghua University Hefei公共安全研究所灾难耦合环境实验室副主任Wu Jinmo介绍了纸质记者。

Hefei市长Lingyun说，Hefei将Tsinghua公共安全研究所用作入口点，随后引入了Tsinghua Tus-Science City，该城市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开放了Tsinghua和Hefei之间的深入合作，并在电子信息领域，集成了环形和其他领域。 他们还参加了北京的特殊旅行，介绍了Tsinghua附属高中，今年还在Hefei举行了第22届Tsinghua校友会大会。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政府对知识的尊重对诸如伟大发展等行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更多的变化正在安静而微妙。 一些建筑细节可能反映了政府对理性和开放性的追求。 地方政府大院没有墙壁，甚至还不足以被称为“化合物”，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集成到一个； 它建于2005年的双胞胎政府建筑具有对称的弧形结构，这意味着Hefei敞开了武器，并欢迎各个方向的游客。 对科学发现的简短介绍悬挂在一些局办公室的走廊墙上，一些办公室发布了三到四个地图，包括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一张Anhui的地图和Hefei地图。

“创新就像制作一锅汤一样。这还不足以拥有好的成分，也不足以将它们放在一起。还需要长时间缓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慢慢。切断，但必须是连续的，以便一切都可以进入锅中。 北京大学国立发展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周·Qiren曾经解释过“创新”。 他认为，创新不仅必须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元素，而且还必须融入其中。 重要的是创新元素与浓度增加之间的紧密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