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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天安门广场塔楼上的国徽庄严而神圣。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安门塔还没来得及挂国徽。直到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才定稿。“陈富昌青铜车削”成功承接了新中国首批9枚国徽的铸造，其制造工艺体现了当时上海的工业制造水平和杰出的工匠精神。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天安门楼上的国徽终于由木制改为金属，这枚国徽由沈阳第一机械厂的工人制作而成。

1949年9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了五天，国旗、国歌和国徽尚未确定。当天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邀请郭沫若、沈彦兵、黄艳培、陈家庚、张锡若、马旭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沈、艾青、马银初、梁思成、马思聪、陆骥、何禄亭出席丰泽园座谈会， 中南海.在论坛上，国旗和国歌很快达成一致，但对国徽的意见却大相径庭，无法形成共识。有鉴于此，毛泽东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国徽能不能慢慢决定，以后再留给政府决定。......原来的组仍然存在，然后进行设计。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根据《国徽设计参考资料》，将邀请专家进行补充准备。

10月1日下午3时，在雄伟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举行开国典礼，歌声响彻天安门广场。随着国徽的不断设计，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天安门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职典礼”横幅取代了本应悬挂的国徽。

全国会徽设计大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旭伦、沈彦兵带领六大组原成员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组继续承担起草任务，加快了相关工作。清华大学建设系（主要成员为梁思成、林慧音、莫宗江、王国瑜、朱长忠、胡云静、张长岭、李宗进、高壮等）和中央美术学院（主要成员为张定、张光宇、周灵照、钟玲等）应邀负责国徽设计。

为了在1950年的国庆节挂上国徽，两个设计小组的专家学者仔细审查了各种想法和想法，反复研究，并制定了新的国徽方案。首次在国徽设计中，林辉因与莫宗江合作设计国徽而受到称赞，国徽因其强烈的民族特色而受到赞赏。在充分吸收了大家的意见后，林慧音和莫宗江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心，重新设计了一块玉形国徽图案。清华大学的设计借鉴了中国数千年的艺术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努力匹配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图案，并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

受开国典礼的启发，张鼎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主体的国徽，以大地为主体取代了原来的图案。关于将天安门广场设计成国徽的想法制作国徽厂，张鼎解释说，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广场仍然是刚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纪念邮票和张定、钟玲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邮票都使用了天安门广场的图案，说明此举并非一时兴起。

1950年6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内容之一就是讨论国徽设计问题。6月11日下午，马旭伦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沈彦兵、张锡若、张定、梁思成、张光燕出席会议。梁思诚反对以天安门广场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我认为国徽不是图画制作国徽厂，也不是长城、天安门广场等的图画，这才是题的终点，它的主要内容是表达传统的民族精神， 而天安门的西方人可以画，中国人也可以画，所以这些画家画的都一样，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不是使用天安门风格的最佳方式。最好的是以传统或象征性事物的精神来表达。“同时，在图案加工和技术方面也存在不满。张锡若说：“我个人觉得用天安门广场是可以的，因为就内容而言，它代表了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源地。并就纹章的颜色发表意见。沈彦兵说：“我同意使用天安门广场，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新中国，代表着中国每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最好不要在里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气了。“尽管他们有意见，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当天

傍晚，周恩来亲自邀请梁思诚，耐心细致地劝说，请他按照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要求，组织清华大学教师进行修改，并要求国徽在设计上必须有天安门图案。

6月12日，梁思成、林慧音在家中与清华大学建设系教师莫宗江、李宗进、王国宇、胡云静、张长陵、朱长忠等进行了会见。梁思诚转达了周恩来的要求：除了增加天安门广场外，国徽图案的内容也要增加米穗。随后，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团队全体员工日夜投入到国徽设计中，梁思成和林慧音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体的护理工作中。于是，国徽设计形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国徽设计小组竞争的局面。

6月15日晚8时，马旭伦主持召开国徽小组会议。梁思诚报道：“周总理提醒我设计以天安门广场为主体的国徽样式，我邀请了清华大学建设系的几位同事一起讨论和学习。我们认为，悬挂国徽的地方是驻外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场所，因此必须庄严稳重。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国徽不能像山水画，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会议最后决定，“梁先生将第一种国徽与第三种合并，采用第一种的外圈，采用第三种的内容，请梁先生整理并绘制。"

6月17日，根据评委意见，清华大学建设系设计团队完成再版修改，撰写了最后一本国徽设计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规范》。6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会堂会议厅白墙前，竖立着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幅国徽设计方案。周恩来认真听取了评委们的意见（梁思诚病在床，不能参加会议），他认为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融合了各种图案的优点，稻穗要向上拉直，可以送交政协全体会议审议（会后， 梁思成、林慧音等人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改进了米穗的细节，只用了两天时间就重新绘制了一幅大型国徽图案，并附上了“国徽图案说明”，作者注）。

6月2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届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徽的决议。6月28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设计格局说明》。之后，国徽的定稿设计移交给清华大学，梁思诚推荐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高壮，并请徐培珍协助制作。在定稿过程中，高庄坚持政治、艺术、自然、历史性四大标准的统一，按照周恩来对国徽形象的要求，为了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他觉得必须改变平面图。从7月初到8月中旬，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努力，高庄倾注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徽模型的设计和塑造上。8月18日，召开了关于国徽使用、悬挂国旗、奏唱国歌方法、国徽设计审查的座谈会。会议经讨论，通过了国徽使用、悬挂国旗、奏唱国歌三项办法草案并进行了修改，并采用了国徽浮雕图案。

第一个国徽的制造

经过研究，决定采用“钢模轧制法”制作国徽。为此，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技术情况。9月12日，我接到两地的回电，两地都说可以生产。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局办公厅就刊登国徽照片、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国徽说明、宣传注意事项等问题，向各杂志发出函件，要求上述内容“在9月20日以后出版的最新一期刊上刊登”。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局办公厅致函各杂志社，关于寄送国徽方格线图和国徽纵截面。

9月15日，考虑到上海比较方便，林伯渠再次打电话给陈毅制作国徽，决定用“钢模轧法”在上海制作，所有制造费用由上海预先支付，然后报销给中央政府，希望在10月1日国庆节前生产（8大的， 发往主要行政区域;60个中型，发往省、市、省人民行政办公室;80个小的，送到省市挂）。还决定派办公厅科长丁洁如到上海，与国徽石膏浮雕两面、方格水墨线图、纵向剖面图、使用方法、制作说明书等商谈有关事宜。丁洁如当天启程前往上海。

丁洁如于9月17日上午抵达上海后，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工作。两天后（9月19日）晚上10点，他写信给办公厅书记处处长梁艾然等人，汇报进展情况，原定采用“钢模轧法”制作148枚国徽的计划不得不改动。起初，上海市政府以为中央政府只是在为国徽制作徽章，不知道如何制作一米大的钢浮雕，因为上海没有压制钢板的浮雕机。因此，“钢模轧法”的道路在上海行不通。最后商量，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计划把国徽雕刻木头变成沙子浇铜，这个方法现在在上海可以做到，也可以及时掌握......25日可以先做两个，然后每天可以做两个，到28日，一米的八个都完成了。起初，厂家拒绝接受，说时间紧迫，后来大家劝说这是政治任务，报效国家，希望更加努力，于是就答应了。......由于数量众多，中小型的在时间上太大了。另一方面，如果想赶紧生产，工部担心市场会造成波动，所以打算雕刻一个中小型木字，铸造一个，我带京来请示，如果你觉得满意，可以请上海大量制造。同时，工业部还可以掌握材料和市场的制造价格。在征得许可后，原计划改为先制作9枚国徽，包括8枚青铜国徽（直径1米）和1枚铝制国徽（直径60厘米）。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及设计说明，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此公布。国徽的设计和说明也公布了：“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安门广场、麦穗和稻穗，象征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诞生。"

9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区政府也就国徽制作情况作了预算报告，九个国徽所需的木雕模具、底坯翻新、喷漆、镀金费用共计3920万元（旧币）。丁洁如带回北京的两枚青铜国徽除分发到各大地区（25日制作的2枚送往西北和西南，26日制作的2枚送往中南、东北，28日制作的2枚留在上海），27日制作的两枚青铜国徽（其中一枚青铜国徽挂在中国全国委员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目前保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博物馆，国徽字样后面有“上海陈富昌铸造”和1个铝制国徽，这3个国徽由周总理检阅。据上海核算，九国徽实际支出较预算节省873.6万元（旧币）。

上海生产的国徽虽然符合使用要求，但首批生产数量太少，如果继续在上海生产，面临诸多困难：一是数量大，包装运输成本高昂。各级省、市、县政府要求国徽2202个（其中中型国徽52个，小型国徽2150个）。除414枚国徽无运费运往华东地区外，其余运费共计7.152亿元（旧币）。二是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以当时上海的条件和设备，需要动员二三十家厂家，到年底前完成国徽的制作（因为是手工制作的，每家企业平均每天只能制作一个半），要动员这么多厂家非常困难。根据上海的经验，木刻浮雕可以用来转砂铸造，这种工艺在华北（北京）、东北（沈阳）、华中（汉口）、西南（重庆）都有工业设备和技术条件，只有西北地区做不到。

根据上述实际情况，10月20日，礼仪局局长于新清在咨询林伯渠后，向周总理提交了“区域制造”的方法：“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北京的整体铸造和发行，东北地区主要行政区负责地方铸造和发行， 华东、华中、西南地区。材料由中央政府规定，并介绍生产经验，这样节省时间和金钱，这似乎更合适。"

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国徽司制造问题致函东北人民政府和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军政委。材质（因为铝的成本比铜低，重量轻得多，建议使用铝材，大尺寸的直径为每件1米200万元，中号的直径为80厘米和每件130万元，小尺寸的直径为60厘米和90万元， 都是旧钱币）都作了细则，并要求年底前完成，并于1951年元旦同时悬挂。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还印发了国徽浮雕区域拨款专项清单，共发放75枚。

第一个巨型金属纹章的诞生

1950年9月30日，钟玲和有关人员制作的木制国徽终于在国庆节前夕挂在天安门楼上。但是，木制国徽经不起风吹日晒，只能是权宜之计，金属国徽必须铸造，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塔楼上的国徽直径必须达到2米，上海制造的直径为1米的国徽显然不能满足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沈阳第一机械厂（现沈阳第一机床厂）以铸造闻名。于是，铸造金属国徽的重任就落在了沈阳第一机械厂的肩上。沈阳第一机械厂刚刚恢复生产，铸造技术虽然名外，但工具设备较差。车间只能用勺式炉生产一些修复弹簧和简单的备件，完成国徽的高精度铸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此，工厂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焦百顺、裴清江、朱凤仪等十几人组成。当他们发现模型图案上的麦粒没有凸起，不显眼时，他们日夜研究，找到了原因，并找到了方法。他们从大连、内蒙古等地运来沙子制作砂模，在车间吃饭，睡在沙模旁边，反复摸索，精心制作，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制作了合格的国徽模型。

国徽材质为铜铝合金。铜的熔点为1083摄氏度，而铝的熔点仅为660摄氏度，两者的熔点差在400度以上，烧制和铸造的火势难以掌握。为了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国徽铸件上浇水，以加快冷却速度。

在铸造第一个金属国徽的过程中，从模具制作到铸造，都是随着工人的经验手工完成。没有铝罐，取而代之的是自制的铁罐，没有脱氧剂，用木棍搅拌脱氧，没有仪器来测试铝水的温度，只是在炉前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接到任务后，沈阳一机厂车间通宵灯火通明，工人们日夜轮换，许多专用工具都要自己制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沈阳第一机械厂的烈火中诞生了第一个合格的国徽。随后，他们提前20天成功完成了3个规格的67个金属国徽的铸造任务。

1951年5月1日，沈阳第一机械厂用直径2米、高2.4米的巨型金属国徽（铜铝合金）代替木雕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广场的塔楼上，开始见证共和国的不断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化历史博物馆）